好容易才耐到天明,没有等到他的咆哮,也没等到他的招呼,他自己洗漱完毕就吃饭去了。课是没法再去上了,我向办会的人和单位部门领导请了假,说我奶奶去世了(我父亲还没成年时我奶奶就去世了),要请假回去。收拾好东西,我径直去了火车站,那时唯一的想法,就是赶紧离开,走得越远越好,但是,我却不知道去哪里,犹豫了半天,买了到西安的车票,因为,不是很远,八小时车程,又是直达。更重要的是,那是我一直想去的地方。
一路上,感觉木然。懊悔和恐惧似乎如影随形,挥之不去,抹之不掉,窗外不断变换的风景没有引起我的丝毫兴趣,列车员售货送餐卖力的吆喝声,没有勾起我的一点食欲,上车前买的一瓶水,到下车也没喝完。
下车已是晚上七点过,叫了辆出租,请他带我到市区酒店,司机很热情,自我介绍是河南人,建议我到鼓楼饭店记不清了,原因是我是外地人,那是西安一景,又地市区,方便,条件也不错。我不熟悉西安,也就依了他的建议。结果那是个四星级酒店,当时标间好像是398元一天吧。没有心思再找了,也不想动了,不知怎么的,当时还有一种归宿感,安全感。在酒店呆了三天,除了心烦,还是心烦。就连那古老的鼓楼,我都没仔细看,是什么样子,我现在都没印象了。西安的气候不好,太干燥,太热,我受不了,出门感觉很难受,三天就上了两次街,其他时间就呆在房间。
惶恐、孤独,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感受过,而我,好像在这其中煎熬了几世纪。终于,我打起精神,给一个高中好友克俭打了个电话,说我要去他所在的办事处。这小子还是那么义气,在反复确认我在西安后,很快就来接我了。一见面他就嚷嚷,问我怎么想通了来看他,问我怎么不事先通知他,来了不直接叫他接跑到酒店住。我只能含含糊糊地搪塞过去。
接下来的几天,他陪我去了检阅了兵马俑,视察了大雁塔,看了无字碑,转了华清池,找人陪喝酒,带我去夜店。总之,他是使出浑身解数盛情接待我。但是,忧郁和不安,终难敌瞬间的快乐。
三年的同桌,加之职场的摸爬滚打,克俭很快就发现了我的异常,一天晚上他突然说了一句:“我不知道,怎样才能让你快乐。”
我笑答:“我在这里过得很快乐呀。”
赵说:“那当然最好。”
晚上睡觉,我试探性地问了一句:“我来帮你你要吗?”
赵:“要!我不要谁要?”
我说:“那我做不好呢?”
赵:“有我在,不会的。再说,我能养活你,过去不说好了的吗?”
不知道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,在身处绝境的时候听到这话,我真想大哭一场。唉,过去开玩笑的话,真要成现实了。过去上学时他家条件不好,五个孩子养活不了,还送了一个出去(好像他二哥现在还是光棍),上学时他一周都难得买一次荤菜,说实在的,作为同桌,我很难受,就在宽裕的时候买肉给他吃,开始他不接受,再三劝他吃了,他却把钱补给了我,我当然是不要的,告诉他不是同情他,困难的人多的是,请他的客是因为我和他关系好,也有那个条件,而且学习我要靠他帮助,再说万一今后他发了我好投靠他,他也算是半推半就地接受了我的话。高中三年,他在学校改善生活。基本就成了我的事。小子很刻苦,考上了×工学院。后头就被一个大酒厂招了,再后来就到西安了。唉,这些都是题外话。
过了会,他又问:你什么时候来?现在就开始吗?
我没有回答,也不知道给他个什么样的答案,只能沉默以对。
“栋哥,我不知道你出了什么事,你没说我也不想问,不过我明白你一定出了事,不管什么事,解决才是办法,车到山前必有路,至少,我是你的一条路,尽管不一定好。”
我知道他说的是肺腑之言,但我无法接过话题,只说:“谢谢你,休息吧。”
克俭说的是对的,必须要面对,无论什么事。再说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别人,根本就是不可取的。
再三思量,我决定回去。我忐忑不安试探性地给位的一个同事“建”打了电话,这小子一接电话就嚷:“你怎么会在西安!”
我立刻明白自己做事露了马脚,只有硬着头皮装了:“什么西安,我在老家,你那来电显示是不是坏了。”
“怎么会,我看了的,就是西安的号。”
“是不是串号了啦。”
“怎么会?是不是哦?”那小子半信半疑:“你们老大说你家有事,处理好没?你要回来了?忘给我带吃的啊。”听这小子的反应,看来明没有公开这个臭事,我轻松了一大半, 草草和那小子聊了几句就挂了。
接下来就是紧锣密鼓的准备回去,奇怪的是,除了买了大包小包的东西,克俭并没有过多挽留。送我上车时,他用力拍了拍我,扔下一句“我随时等你”后,转身离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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