贺明走近,眼尖地看到桌上散落的钥匙,问:“扣坏了?我这儿有个刚打的。”说着,掀开衣襟,从腰间取下钥匙串,哗哗啦啦地转出所有的钥匙,把扣递给我。隐约看到小腹处有道长长的伤疤。
那是一个用手工打造的扣环,晶亮的不透钢条被弯成心形,侧面接口处严丝合缝,但只须轻轻一按,就会嘣地弹开,取出拿下得非常方便。
见我只是端详,他拿起石桌上的钥匙,飞快地一个个穿进扣环,“你先解急,以后再换……这种东西,太粗糙了。”
他认真地按照钥匙的大小排列顺序,仿佛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,低垂的脑袋一片青色,没有一丝发茬。阳光直射在他麦色的脸上,既健康又不失光泽。
“好咧”,随着轻快的声音,他抬手将钥匙晃晃,看到我专注的眼神,有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。
把玩着手中的匙扣,我问:“你被安排了什么节目?”
“两个舞蹈,一个笛子演奏。”
“你以前在……”
“哦,井下分监区,挖煤。嘿嘿。”他用手做了个向下的姿势,仿佛下井真的是要钻到地下很深处。
听说过下井的艰辛,饶是民警对此都叫苦不迭,挖空一切心思调出生产监区,更不必说犯人了。
似乎是猜到了我的想法,贺明张开双手摊在我面前,与看到手背的样子不同,一手老茧,许是这些天没劳动,有几道刚刚愈合的伤口。
“嗯……”他沉吟了一下,撩起衣襟,刚才隐约的伤疤清晰地呈现在眼前,“这是前年工伤的结果。那时,撬棍穿进肚子里,昏迷了两天,监狱送我到市里急救,大夫说手术后,全看个人体质了,必须禁食十几天,我就那么熬着。中间,还下过一次病危通知。后来,又回监狱里继续治疗,可能是条件不好,感染过一次,又做了手术,又是禁食,来回折腾了快两个月,才好。”
耳边响着贺明平静的讲述,我像听天书一般,愕然地看着那道伤疤发呆。以前在办公室虽然知道因为劳动保护条件问题致使事故发生,却觉得离自己很遥远、很陌生,而当一切真实地呈现眼前,心里引发的震动使我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贺明见我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的身体,掀衣服的手有些犹豫,呵呵乐了乐,缓缓松开,那道伤疤、那因劳作而紧绷的小腹,还有胸前结实的肌肉,便被天蓝色的囚服遮住。
我的脸瞬间发烫,忙将目光落到那边激战正酣的球赛。
“指导员,你坐着,我也去玩会儿?”贺明站到面前笑着说,看我点头,欢快地一步蹿了出去。
看着球场上他生龙活虎的身影,还有刚才讲述与死亡擦肩平静的口吻,几天来一直压在心头的抑郁、空虚,因为工作调动而产生的难以驱散的不平、愤懑,倏地卸落下来,无比轻松。
与人打交道和与文字打交道的最大区别在于,文字只是静静地呆在某处等你寻找,使用,也许藏得很深,却一动不动;而人却会不断和你捉迷藏,你必须想到他可能藏身的下一处目标,设置圈套,才可能捕获。我很难想象那些在基层分监区工作的同事,是如何在兼顾公平、效率、人情、规定等等做好犯人思想教育和引导的。即使是在文艺队这种看似毫无改造压力,甚至可以用轻松闲适来形容的场所,三十个犯人之间的磕磕碰碰、你争我抢、勾心斗角依旧每天上演,常看常新。
我经常想,或许是监狱这个逼仄的环境,使得可供选择的利益极为狭隘,可供逃避的角落太过稀少,人与人之间才会有如此多的冲突。即使一个与世无争的人,置身于此,如果没有斗争或者争取,能供他生存的土壤会愈来俞少,直至剥夺了最基本的生存条件,直至……消亡。每每想到这些,我都会不寒而栗,鸡皮丛生。
我并不常和犯人黑脸,一方面与性格有关,另一方面总觉得无非两个月时间,无论生气还是恼怒都毫无意义,也丝毫改变不了什么。而老祁更是见不到人,估计老人家把这里当成了休养所。
周末连下了两天雨,一早上班也没停,教学楼前的整个院子因为地势原因,积起一大滩水,颇有堰塞湖的架势。进出都得趟“河”,听见老祁骂骂咧咧地让犯人拿几块砖头垫在中间,大家过来过去都小心翼翼,一不小心,就难免失足,湿了裤脚和鞋子。
中午快下班,拎着伞往楼门口走,听见值班犯说:“指导员,等一下吧,贺明正在外面铺桥呢?”铺桥?疑虑间抬眼向外看。
整个监狱笼罩在漫天雨幕中,楼前的积水因排水不畅又涨了不少,一个人正光着脚,卷着裤腿站在雨里,弯腰垒放砖头,几块木板已从教学楼台阶边向外延伸了三分之二。
雨水此时早打湿了贺明身上的囚服,呈现出更悦目的蓝色。远远地只见他不时抹一把沿额头流下的雨水,再蹲下身将通向主路的剩下几块砖头垫平,铺上木板,一条足以让人安全通过的“小桥”已然成型。在空寂而深远的监狱背景下,在斜斜密密的雨丝里,他孤单的身影显得既渺小又伟岸,既无助又坚强,既轻得没人关注又重得难以承受。
一种说不清是疼惜还是钦敬的情绪涌上来,我一步跨出楼,忘了撑伞,忘了身边还站着值班犯。已经很多年了吧,类似的感动再不曾冲击心灵。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举动,却因为此种环境此种身份此种预期的强烈对比,强烈震撼着我。
贺明在终于完成后转回头,猛地看到我,抬手抹一把脸上淋漓的雨水,开心地笑着,指指身边刚刚弄好的木板桥,示意我小心走过。
温暖不是来自于他关切的眼神,而是因为身为罪犯的他,居然会默默做着那么些自诩善良、高尚、聪慧、机智的人都不肯做的事情。特别是看到紧贴在身上湿淋淋的衣服和毫无芥蒂的笑容,我第一次汗颜,为不知何时染身的冷漠,为再也不找不回的单纯与梦想。
把伞交给正在值班的犯人,让他把贺明接过来。远远地看见贺明一边歪头听值班犯说话,一边不解地朝我这边张望。
“赶紧换衣服去!”我低声说,瞧见他边走边脱下外衣,一件背心紧贴着身体,结实的胸膛和小腹清晰可见。
估摸着他快换好衣服,我才掩饰不住焦急地快步走向贺明所在的号房门口,手里拿着簇新的毛巾。
犯人都在吃饭,号房里没别人。贺明裸着上身正在系裤子,头上的雨水没来得及擦掉,一滴一滴掉在前胸后背。见我进来,他有些慌张地赶紧抓起干衣服往身上套,裤子没系好一下掉到了膝盖处。我扭头装作向外张望,怕他更加尴尬。
再看时,他已经穿好,正低头系扣,脸颊有些红,不知是紧张还是羞涩。
接过我递去的毛巾,贺明咧着嘴,一遍一遍从前往后擦着脑袋,飞溅起的水珠甚至落在对面我的脸上。
“不要紧吧,会不会感冒?”说着,我掏出刚才从办公室抽屉里取来的感冒冲剂,整整一大盒,放到他眼前。
他又一次迟疑地没伸手,低头喃喃道:“没事,没事的……”
许是雨水浸湿了肌肤,他体内深藏的男人气息勃发而出,一遍一遍掠过,一遍一遍冲击我脆弱的嗅觉。盯着他泛着生动的青色的脑袋,我竟有些眩晕,没来由地生出一种渴望,与他对视的渴望。我没有去想作为民警做这一切是否合适,包括药和毛巾,我只是把他当成了一个人,一个与我平等的好人。
楼道里传来咚咚的脚步声,犯人们吃完饭就要回来。我轻轻把药推到他怀里,“不舒服就吃点。”
贺明始终没抬头,待我快迈出门,听见他略带沙哑的声音:“谢谢……指导员……”
每周去监内超市购物简直就是犯人们狂欢的节日,那或多或少的东西可以满足口腹之欲,可以提供生活之需,还可以用作交易,某些隐藏的、不上台面的交易。
大多数时间都是老祁带着前往,听说他热衷于此,是看中了购物期间犯人们自觉不自觉的“进贡”……几盒烟或者几筒饮料。我估摸老祁的心思,大概是感到三个月的萍水相逢、擦肩而过,无须顾忌什么颜面,汇演结束,谁还能再见到谁?
购物程序几经改良,到现在已发展为刷卡。与社会上持卡消费一样,轻松便捷,彰显出了现代化文明的程度。谁说我们的监狱处处没有人权,共同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,让每一个服刑人员感受现代科技的力量,难道不算尊重人权的重要体现么?
摸底第二天购物名单,贺明的名字又没有出现。随意问了句,邢立群眨眨眼不屑地说:“应该是没钱了吧?”
住监和住监不一样,如同生活与生活大不同。有些犯人隔三差五地收到汇款,帐面上的金额让人瞠目,尽管监狱表面上规定了每月的消费限额,但犯人之间足可通过简单的冒名顶替,就使制度沦为废纸一张。而贺明除了监狱发放的零花钱和少量奖金外,很少有家里寄钱,快一个月他什么都没买过。
下班时,我去生活科会计室,替贺明留了三百块钱。那会计过去和我在一个楼层办公,开着玩笑:“这么快就入道了?”
第二天,老祁不知因为什么事没来,只好由我带着去购物,临走时,值班犯挨个念着帐上有钱购物的名单,叫到贺明时。只见他不明就里地小声说我钱不够啊,怎么让我去?一边还犹疑地望着我。
第一次来监内超市,琳琳琅琅的还挺丰富,生活必需品应有尽有。监狱规定了不准邮寄物品的制度,理由是防止夹带违禁品,这样一来,超市里的东西就不愁销售了。
不时有犯人走到面前,递过来一筒饮料或者一包小吃。邢立群夸张地直接往我口袋里塞烟。几番推脱后我干脆走出超市,站在门外等他们挑选、结账。
贺明的身影从门口闪出来,手里只拿了两盒牙膏、一支牙刷和一块香皂,在拎着大袋小袋的犯人中显得很寒酸,不知为什么,一丝酸楚竟在胸中升起,仿佛看到了亲人在承受委屈般。
贺明紧蹙眉头,从未见过的忧郁写满道道纹理,与其他人兴高采烈的神情相比,耀眼的阳光下更显厚重。为什么?仅仅是为了那不明来由的区区三百块钱吗?我有些后悔昨天的冲动。
就在他走近那一刻,我猛地抬起头,装作毫不介意地问:“怎么只买了这么点东西?我看你帐上钱不少嘛?”
贺明眯起眼望着高墙,长长叹了口气。想问什么又咽了下去。
回去的路上,一贯不和邢立群多言的他凑过去,嘀嘀咕咕,邢立群傲慢地不住摆手,说哪有哪有,贺明便有些失落地站在原地发愣,很久才醒过来般紧跑几步,跟上队伍。
心头竟隐约有一丝甜蜜的东西掠过,淡淡的,无声无息,犹如无垠夜空中滑过一颗流星,瞬间光亮而美丽。
算了,还是别让他知道的好。刚才他的神色打消了我本想言明的初衷。就让他怀疑吧,就让他追问吧,就让一切埋藏在时光的流逝中吧。既然我无法定义、无从追索又无力拉近,那么,就当这是我和他关于善的相互引导和观照吧。
晚上值班的大部分时间,我都会拿本小说在办公室里静静地翻看。不时听见值班犯低声呵斥几个叫嚷的人,让他们轻点。偌大的教学楼寂静清幽,我会渐渐生出臆想,仿佛置身于空旷的山谷,小桥流水,山涧瀑布,珠帘碧翠,燕舞莺啼,犹如仙境。
忽然,门外传来报告声,心里猛地一震,贺明有什么事?
他轻轻地推门进来,身上的衣着像是认真整理过,平展妥贴,站在门口,只是冲我笑。
我连忙从沙发上坐起,问:“怎么了,贺明?”
贺明抓着脑袋上前,“没,没事。见你值班,想看看有什么事儿我能帮着干干。”
我指指身旁的沙发,他呵呵摆摆手,我才恍然明白这里是监狱办公室,让他和我对面而坐,似乎有些太不合规矩。
于是站起,“好啊,正好挺闷的,去院里坐坐。”
白天灸烤的高温渐渐褪去,空气中偶尔吹过一丝凉风。我和贺明面对面坐在石凳上,随意聊着。
他做过三年村里的民办教师,因为看不惯横行乡里的恶霸,冲动间用刀捅进了那人的胸腹,获刑5年,现在还有一年多的余期。关于那段经历,贺明似乎不愿多提,我没有庸俗地向他阐释以恶制恶是怎样不符合现代法治理念,因为他自己讲了:为以后挺直腰杆做人,住5年也值。
语气自然而坚定,说话间,他弯腰伸向草丛,拨起几根深植的小草,将身体伏在膝盖处,端详着那弱小的生命。整个头、颈、后背形成一道圆润的弧线,随着吸引起伏,在夜色中勾勒出沉静、安详、释然的剪影。
我情不自禁拍了拍他,他扭头望向我,晶亮的眼珠忽闪忽闪。
手在宽大、坚实的背部停留,我们彼此都没动,指尖轻轻抬放,我感到他身体的一丝颤栗。旋即他又低下头,继续折弄着手中的小草。
我小心翼翼地将手抬起,似乎是怕惊动了他,怕惊动了如水的夜。
远远地传来收工犯人的番号声,我俩不约而同对视了一眼,一种类似惊醒、恍悟的东西旋即代替了短暂的悸动,仿佛有什么东西扑地熄灭了。
每天进入监区都多了一分期待,每天看节目排练都多了一分牵挂,每天与高墙电网的相望更多了一分温情。我完全迷醉于那种似有似无、似浓似淡的情绪中,不愿醒来。尽管,我不止一次清醒地意识到,如果说这种情感在外界社会只能算做另类的话,在此地,更会因为我们所处阵营的不同,多了一份对法理天条的抗拒,多了一份来自于比道德更现实、更严肃的拷问。
于是,所有迭宕冲突的情感只能深藏在心底,即便与贺明同样复杂的眼神相对,我也只能一再过滤掉与关切、关照、关怀无关的东西,让眼中流淌出的情怀与心无愧,与爱无沾。
我敏感地觉出贺明也从那晚轻轻淡淡的相触中明白了什么,只是,作为犯人,他怎么可能又怎么敢去主动拔开云雾,于本已纷乱的生存环境里探寻明明灭灭的光亮?毕竟,于他那不仅是挑战常理,挑战常态,更是挑战森严的制度,甚至是代表国家意志的铜墙铁壁。
晚饭碰上原来办公室的几个同事,被硬拖着去喝酒。席间又来了两人,平时不太对劲,喝着喝着就将起来,谁也不肯在酒量上认输。待走出包间,已经头重脚轻,胃里翻来搅去,脑仁生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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